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得听取专家的建议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5-12 10:44:46 / 个人分类:资料卡片

把焚烧厂装进垃圾分类的“笼子”

赵章元接受晶报记者采访。
见到赵章元,是在广州萝岗的一家小宾馆里。4月8日上午的阳光很好,71岁的赵章元精神抖擞。7日晚,萝岗居民因反对在当地建日处理量4000吨的垃圾焚烧厂,经领导同意,特地将他从北京请来做“代言”,却未被允许进场。“当地官员说回头专门请我过来,我告诉他,你专门请我我还未必来,除非有民众邀请。”赵章元说,“他们总以为我是绝对反对焚烧的,我想纠正一点:我反对的只是不进行垃圾分类的混合焚烧。”他认为深圳应发挥改革基因和试验田作用,为全国垃圾分类再探一条最佳模式。
焚烧发电在国外
成夕阳产业
赵章元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专家。2003年退休后,他开始研究垃圾分类,成为国内著名的“反焚烧”代表,被誉为“与垃圾作战的堂吉诃德”,现任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会长。
“国内的垃圾焚烧厂热是2005年前后形成的。”赵章元说,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时,政府相关部门看到了焚烧减量的优点,决定大力提倡,这成了各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垃圾焚烧的“尚方宝剑”。2006年,北京市筹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当地居民多方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赵章元,求教环保政策规定。赵章元开始系统地研究垃圾焚烧。“从那以后,我成了坚定的‘反烧派’。当时环保总局叫停了六里屯的项目后,全国各地都起了连锁反应。地方政府想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居民反对时,就来找我咨询,我就一一给他们解答。”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我们把垃圾焚烧当成破解垃圾围城的法宝大行其道之时,正是一些发达国家焚烧炉不断萎缩之际。日本、美国、德国等垃圾焚烧大国都出了问题,当地居民得癌症的几率大增,而且空气和土壤中的二恶英和其它有毒物质的含量都高了许多,焚烧发电在国外慢慢变成夕阳产业。”赵章元说。当国内民众开始呼吁不要焚烧垃圾,一些发达国家的焚烧设备却已占领了中国部分市场,定下了推广计划,刹不住车了。“所以国内建垃圾焚烧厂之处,多遭到当地居民抵制。”
垃圾不分类的混烧
有多可怕?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焚烧一度占上风的国家。据日本权威机构分析,日本一些地区的土样和人体血液中二恶英的浓度偏高,其癌症发病率与垃圾焚烧厂的距离成正比,这与该国对二恶英处置不力有关。
“理论上,垃圾在320-850摄氏度之间焚烧,才会产生二恶英,高于或低于这个温度都不会产生,但现实操作中往往做不到精确控温。尤其是我们现在是把所有垃圾混放在一起焚烧,这就更难控制温度了。”赵章元说。
从科学角度分析,垃圾焚烧实质上是把固态的物体变成气态,1吨垃圾焚烧后会转变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气体散布到空中。这些气体有少部分在空中被降解了,但相当一部分是无法降解的,包括二恶英和几十种有害气体。这些气体吸附在颗粒物上,受地球引力影响“落回”地面,聚集在空气和土壤中,人如果离得近就会接触到。“不少地方的垃圾焚烧厂附近居民患癌率等明显比远离焚烧厂的区域居民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垃圾围城已成为一些城市的燃眉之急,我们难以让垃圾焚烧厂关停,但有没有别的应对垃圾危机的办法呢?”赵章元表示,“肯定有,那就是各级政府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推进垃圾分类,实现垃圾资源化!”
垃圾分类化解
“生态危机”
“广州萝岗区政府不让我进会场,是怕什么呢?我不是洪水猛兽,是来给你们献计献策、化解矛盾的。”赵章元说。
前不久,北京周边的通县、廊坊都发生了居民因反对建垃圾焚烧厂与政府博弈,双方协商时居民请他到场的情况。赵章元给出的建议是,已立项的焚烧厂项目无法阻挡,但开建得有前提——必须搞垃圾分类,把占垃圾总量80%以上的塑料类和餐厨类垃圾提取出来,剩下的垃圾只有百分之十几是可焚烧的。这样就能最大可能地降低焚烧危害,结果居民和政府双方都能接受,以和解收场。“深圳红花岭周边居民也有人写信向我诉说焚烧厂危害,央视去年12月还对红花岭项目进行过曝光。如果问我有什么建议,那就是——把焚烧厂装进垃圾分类的笼子里。”
赵章元告诉晶报记者,以垃圾分类为前提的焚烧处理,有三大优势:
一是从源头减量。以居民家庭为例,把可回收的、有害的垃圾挑出来专业处理了,最后送去焚烧、填埋的还能有多少?
二是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以餐厨和厨余垃圾为例,湿垃圾送去焚烧,你得加煤、添燃料,焚烧成本不小;而如果将之分出来加工,可以产出有机肥、生物柴油等。塑料制品进焚烧炉,是产生二恶英的元凶,也是居民健康的隐形杀手,但通过回收利用,塑料制品就可成为多种石油替代品。近期有人提议修建克拉运河,绕开马六甲海峡,让东盟贸易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航线直接少走1000多公里。我说,你要花几百亿去修克拉运河,不如拿来搞垃圾分类。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1400万吨废旧塑料没有得到回收利用,回收利用率只有25%,直接资源的浪费每年高达280亿元。280亿能进口多少吨石油?如果能循环利用,可以少走马六甲海峡险地多少次,节省多少外汇,形成多大的产业链?
三是焚烧危害极大降低。不少地方政府都把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成循环经济的典型来推动,但那种把垃圾混合焚烧的电厂成本有多高,政府每年要补贴多少?而它的潜在危害,比如对空气污染、对人体的损害,得花多少钱去弥补?把这些细账算了之后,你还能说它是循环经济的典型么?反过来说,经过垃圾分类处理后的焚烧,才真正算是循环经济。仅塑料制品分类分离一项,就会让散发到空气中的二恶英值大幅下降。而且随着垃圾分类的不断精细化,可焚烧垃圾越来越少,焚烧厂会不断自动关闭和减少,就象台北那样,最后连埋在地下的垃圾都掏出来烧掉,等地下的垃圾挖完了,焚烧厂就可以关门了。
“一些地方政府建垃圾焚烧厂时总那么义无反顾,我想问一声,韩国敢把焚烧厂建在市政府旁边,你敢吗?”赵章元表示,韩国的市长们敢把焚烧厂建在市政府旁边,不是因为他们傻,不知道会产生二恶英,也不是因为另类,而是因为他们清楚,那个焚烧厂的环评是过关的、机器是最先进的、焚烧的垃圾是经过精细分类处理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决策者们在焚烧厂选址或开建前,应该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当地居民,你会怎么办?”
声音
深圳,我不信你们在垃圾分类上杀不出一条血路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深圳垃圾分类的进展,想发自肺腑说一声——愿中国垃圾分类最佳模式从深圳诞生!”赵章元告诉晶报记者,“中国开展垃圾分类试点10多年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深圳的土地,深圳人的灵魂中,充溢着改革基因。当年你们敢冒着风险敲下土地拍卖第一槌,能创下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我不信你们在垃圾分类上就杀不出一条血路来!”
赵章元表示,2000年国家推出包括深圳在内的全国垃圾分类八个试点城市,最终都没成功。深圳梅林一村名气很大,因为它是全国最早搞垃圾分类的社区之一,居民素质高,垃圾分类搞得有声有色,但后来为什么搞不下去?因为居民分了类,收运的人却混在一起拉走。分了也是白分,所以分类模式无法持续下去。全国类似梅林一村的情况比较多。
他说:“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前端有分类,中端有收运环节,末端有处理设施,终端有产品和市场运营,本该是个完整的产业链,仿佛一片森林,生生不息。但前些年搞的试点,都只关注前端的分类,后边的环节缺失,所以难以为继。”
赵章元强调,“深圳继续推进垃圾分类,我的建议是:一定要从建立垃圾分类产业链的角度切入。比如居民把垃圾分类了,怎么收运、怎么终端处理、再生产品有没有销路、能不能产生效益、每一个环节如何监督、要什么配套政策……这些要有完整系统的方案,缺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分了也白分,还不如不分。”
赵章元认为,垃圾分类的领导机构必须相对强势,才能顶着阻力推进工作进程。他说,深圳早期设了个垃圾分类减量领导小组办公室,现在变成“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似乎成了个业务部门,能有效协调10多个比它级别更高,更权威的部门吗?
赵章元说,“我想给决策者们一个建议:如果想让深圳垃圾分类实现当年‘土地拍卖第一槌’式的历史性突破,得赋予垃圾分类的领导机构必要的权威性,甚至给它‘尚方宝剑’,其中的玄机,你懂的。”

TAG: 北京 广州 阳光 垃圾分类 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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